南都周刊记者_ 洪鹄 发自香港 实习生 朱江燕 摄影_孙炯

　　著名儒学思想家。1940年生于云南昆明，9岁举家赴台，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，后在哈佛大学获硕士博士学位。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。曾任哈佛东亚系主任，1996年至2008年，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。2010年，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。

　　“这之后我决定只做一件事。既然决定办高研院，就回国去一门心思把它办好。”杜维明风尘仆仆，阔别大陆数十年，如今以七十高龄，回国主持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，希望为中国开辟新的人文领土。

　　杜维明数不清32年来他来过大陆多少次了。

　　“1978年，是我9岁离开大陆后第一次回来。当时我参加的是美国科学院组织的一个海洋代表团，他们希望有个对中国文化比较了解的人随团去，我就自告奋勇来了。”坐在飞机上，杜维明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。他主动要求身旁的美国同事跟他换位置，“靠窗的给我坐吧，让我好好看看神州大地！”

　　今年4月，哈佛的同事为杜维明开生日会兼告别会。70岁的杜维明即将从哈佛退休，远赴北京任新成立的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。老友王德威打趣地告诫杜先生：“小心被harmonized(和谐)！”

　　老友们普遍对杜维明的赴任表示担忧。留在哈佛，继续教课、写书，这条路平顺笔直，杜维明也已一路欣然走过。而离开会碰见太多的未知数。“已经七十了，这不是和自己过不去？”

　　“如果您受不了北京的沙尘暴，新英格兰的暴风雪，那么伯克利的大门永远为您敞开。”杜维明曾经的学生，现任伯克利东亚所所长的叶文心写信来说。

　　五六年前，杜维明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的后期，逐渐有了和北大创造一份“共业”的念头。由美国铝业大王马丁·霍尔捐赠的哈佛燕京学社成立80多年以来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。杜维明在想，能不能再建一个类似的跨文化交流中心？

　　2008年，杜维明申请的高等人文研究院本来已亟待成立，具体的办学方式杜维明“还在摸索”，哈佛方面希望他能留任，提出和北大“一半一半”——让杜维明半年在北大、半年回哈佛。杜维明也有点犹豫，毕竟他的家人朋友都在这里。年底，他突然查出了肿瘤。医生认为是很严重的癌，大家的预期都很坏。然后开刀，很大的手术，化验结果是良性。杜维明深深觉得，这条命是捡回来的。

　　“这之后我决定只做一件事。既然决定办高研院，就回国去一门心思把它办好。”

　　在今年香港书展位于会展中心面海的会议室里，杜维明坐在记者面前，语气沉着稳健。70岁的杜维明风尘仆仆，比想象中年轻，且仍然高大、挺拔。9月28日是孔子的诞辰，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选择在这一天正式挂牌成立。

　　这一次，杜维明知道他会在大陆呆很久。

　　对话杜维明

　　办高等研究院，是为了保持人文传统

　　高等研究院的四大目标

　　南都周刊：是什么让您想创造一份“共业”，让哈佛和北大密切合作？

　　杜维明：中美两国现在的交流不少，但主要还是在商业、军事领域，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对话很欠缺。严格来说，哈佛至今都很封闭。它对印度的研究、对伊斯兰的研究多少年来几乎没有，都是这几年刚刚开始。而哈佛对中国的理解也很狭窄，很长时间里它都只能在香港获得所谓的“难民经验”，剩下来的就是大陆官方的声音，完全缺乏个体的、普遍的了解。这样的情况1978年之后开始慢慢改变，但是真的很慢。

　　北大呢？我觉得北大应该有创意。清华率先重建了国学研究院，北大给人的感觉是一直扎实地做基本工作。几年前我和北大校长许智宏先生聊，他搞生化研究的，吴志攀副校长也在，他是法学出身，他们都认同人文学科的重要性，说这是北大的传统不能丢，问我能不能多来上上课。我就提出了办高等人文研究院的想法，希望能在人文这一块开拓出新的领域。

　　南都周刊：高等研究院和一般的研究机构有什么不同，它的主要特征和理念是什么？

　　杜维明：高等研究院这个模式最初发源于19世纪的德国，20世纪在美国盛行。最有名的就是普林斯顿的Advanced Institue，其中最有名的是它的物理，爱因斯坦他们都是那里的。它目的不在教书，提倡做高端学术研究，直接说来就是不断开拓新的学术领域。

　　南都周刊：能否具体讲一下您打算开拓怎样的新领域？

　　杜维明：我现在有四个议题。第一是“文化中国”，包括大陆、台湾、香港、新加坡以及各个海外华人社群，主要是想探索“文化认同”这个理念。

　　另一个重要议题是“文明对话”。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以往就是东西方之间，中国和北美，中国和西欧，当然这一块会继续对话下去，以前我们总习惯拿自家文化的短处和西方文明的精华去比，这不公平。现在我希望看到——西方经过启蒙发展出来的核心价值和中国传统儒家核心价值，能不能进行平等对话？除了东西方之间，我还希望能开展中国和拉美、中国和伊斯兰的对话。在哈佛的时候，我们曾经举办过一次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对话，从哲学角度讨论知识社会和精神性的感知。中印自上世纪60年代边界冲突以来，还没有过真正的文化交流，现在这个对话将会继续下去。

　　第三个议题是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对西方启蒙运动进行反思。最后一个是21世纪儒家、儒学的创新。

　　南都周刊：儒学将是高等人文研究院研究的基础吗？还是说只是其中一个话题或者方向？

　　杜维明：不是。儒学不是一个基础，儒学只是在面对问题时的一个选择。

　　南都周刊：高等研究院的模式似乎正在国内兴起。

　　杜维明：五年前我刚提出要办高等人文研究院时，大陆还没有一个大学有自己的高研院。如今几年时间过去，已有一批高研院飞快地成立了。今年年后我开始频繁地来北大，就这六个月的时间，北大就成立了好几所。其中最大的要数汉学基地，北大拿出几千万做的一个汉学研究中心，由袁行霈先生牵头，希望能把国外资深的汉学家请过来，更要让北大培养出自己的年轻汉学家。还有汤一介先生任院长的儒学研究院，以及宗教文化研究院等等。

　　之前北大也有各种“中心”超过两百个。有人开玩笑说，北大一个教授就是一个中心。但那些基本是虚体，不给你经费，也没有房子，你要成立就成立，成立了就自生自灭吧。现在高研院不一样。我们有目标，有北大给拨的经费，虽然不是很多，但是有些弹性的。

　　南都周刊：除了北大拨款，高研院的经费您考虑接收个人捐赠吗？

　　杜维明：当然(笑)。我现在的工作就是到处在化缘，这是之前我在哈佛从来没做过的事，是个大挑战。

　　南都周刊：之前您所在的燕京学社，除了霍尔先生捐赠的初始基金，它每年的经费是怎么运作的？

　　杜维明：我在燕京完全没有筹款的经验，也没有筹款的必要。燕京的经费是靠投资，我们把资金摆到哈佛，让哈佛来帮我们投资，但这笔投资是我们的，完全独立于哈佛。我们有一个燕京学社九人董事会，其中三个人代表哈佛校方，三个代表以前的燕京大学，三个是我们的公共知识分子。哈佛燕京学社本身的基金已经超过一亿两千万美元，每年拨给你用4%，就是500万到600万美金，足够用。

　　南都周刊：这样的模式在大陆有吗？

　　杜维明：完全没有。

　　如果对大陆无知，那我就在边缘

　　南都周刊：说说您1978年第一次来大陆的经历吧，那一次大陆给您什么印象？

　　杜维明：我记得那是九月，正赶上中秋，我们还去了钱塘江观潮，太壮观了。那次来我非常激动，大家从广州上船，我高兴得喝了很多茅台。结果一出港我就晕得一塌糊涂，一生没那么痛苦过啊(笑)。

　　在北京我碰到了余英时，他是我博士论文的三个审核人之一，另外两位是史华慈和杨联陞。我和余先生是一种师友之间的关系，能在北京碰面，特别高兴。他和张光直一起来的，属于另一个代表团，那时候刚开放嘛，大家都急着来大陆看看。我跟他们一起去了北大、北京图书馆，看了刚出土的马王堆，一路上非常愉快。那是余英时(1949年后)第一次来大陆，也是最后一次。